文马路天使
无障碍设施事故频发暴露出的，是整个社会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出了问题。
此处的“无障碍通道”，难道只是摆设吗？/
hidehf美津
年1月11日，一直致力于为残障权益发声的“小飞侠”女士陈小平在去往深圳某地铁站的路上，因无障碍坡度太大，导致轮椅翻车伤及头部，抢救无效，于3天后永远离开人世。
此前不久，陈小平曾发起“相遇布达拉宫”助残活动，与另外两位残疾人朋友驾驶残疾人专用三轮车从深圳出发，途经28座城市，抵达拉萨布达拉宫。陈小平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到青藏高原都安然无恙，却倒在了无障碍通道上。
仔细看陈小平女士出事的人行道衔接处，像黏膏药一样被随便黏合，路面极其不平坦，出口处还有几根拦路虎般的石柱子。即便不是轮椅出行，这样的通道，普通人步行也不大安全。
“不合格的无障碍设施，是一种歹毒又虚假的希望。”/
谢仁慈Mercy
这不是无障碍设施第一次因为造成死亡事故进入我们的视野。一年半之前，“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在考察无障碍设施时，因同样的原因意外离世。
无障碍设施的“障碍”，已经不是新话题，令人难过的是，每次要等到事故出现，它才成为“问题”。
可是，当我们讨论中国城市无障碍设施质量堪忧的同时，中国的残障人士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所很少见到他们？无障碍设施事故频发，是整个社会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出了问题。
有障碍的无障碍设施
小飞侠女士去世后，同样是“轮椅朋友”的潘梦很生气。
翻开潘梦的微博，仍可见年“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逝世时，她发出的质问：“无障碍出行怎么就成了轮椅使用者的一条不归路？难道推动无障碍出行，要付出生命代价吗？”
时隔一年，相似悲剧再次发生。“呼吁了这么多年，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40.6%（相比起日本的80%，仍较低）。
但就算是这个较低的普及率底下，无障碍设施的靠谱程度仍旧堪忧。
有一次，潘梦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国家大剧院的无障碍通道连着地下停车场，坡道非常陡。她看了一眼觉得太危险了，就找路人一路拽着她的轮椅护下去。可看完演出之后，因为无障碍通道不是在正门，所以她要先到地下层，然后再上去。可路上坡道太陡了，她没有办法上去。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身边空无一人。
等了一会儿，没有人来，潘梦试着冲刺一下，冲到一半，就冲不上去，那时候轮子也开始打滑往下坠。
她立马刹车，开始喊叫，幸亏旁边有那个停车场值班的保安，才免了一场悲剧。
类似这样的无障碍通道，真的太常见了。/
真白-拥有美丽的梦
想起那次惊险的经历，潘梦心有余悸“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可是国家大剧院呢”。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经常带着学生，让他们坐上轮椅、拄着拐杖、推着婴儿车去城市的公园、马路上体验城市的无障碍设计。
这么多年来，他发现，在中国，处处存在着“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
无障碍通道上，一不留神就能遇到让你崴脚、摔倒的神秘小沟；左边楼梯，右边机动车道，中间不到半米的人行路；光滑得可以在上面溜冰的广场地板......
李迪华曾经在演讲中讲过一件事，在他家小区，有一栋符合所有的建筑设计规范的建筑，设有无障碍通道，十分完美。不过，李迪华亲眼看见一对母女，舍弃了便利。女儿先扶着年迈的母亲走上楼梯，然后自己推着轮椅车走无障碍通道，再去接母亲。
究其原因，是因为无障碍通道上有很多小锯齿状的设计，轮椅走上去很颠簸，老人受不了。
我们的城市中，充斥着类似充满障碍的人行道路。这些年来最为人诟病的，当属城市中无所不在的盲道。中国有了全球长度最长、分布最广的盲道。但是几乎所有盲道，上面都没有盲人。
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蔡聪自己也是一名视力障碍患者，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没有在盲道上走过，“因为你不知道它会把你引向哪里”。相比起这些形同摆设的盲道，蔡聪更习惯用手机导航工具。
新华社曾报道过北京盲人陈国跃的故事。有一次，他参加完盲人图书馆的活动，刚出门发现盲道“消失”了。他在“断头”盲道边犹豫不前，试探良久，没想到刚迈出一步，就不幸被路过车辆撞断了13根肋骨。
出门像闯关。/新华每日电讯
看到这些案例，我们不禁怀疑，这些城市的无障碍通道和盲道的设计，真的是给人用的吗？
关于无障碍设施的相关法律，其实一直存在。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开始实施，各地就此条例也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
可是无障碍环境建设何以出现这样的尴尬？
无障碍设施往往由多部门建设与管理，彼此之间缺乏配合衔接。无障碍环境与建设的法规大多数是倡议和鼓励性的，于是各地只能凭自觉。
不过蔡聪说，更根本的原因，其实来自于无障碍设施的规划设计者是“健全人”，他们仍在以一种他者的角度看待无障碍设施。
中国有万残障人
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
为什么在城市里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上，几乎很少见到残障人士。中国有万残障人士（残联年统计），他们都去哪儿了？
直到现在，潘梦还总会做一个梦，梦见和同学在教室里上课。醒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21岁以前，潘梦从来不敢相信自己也可以走出家门，独立生活。/
洛因纪
1岁的时候，医院被查出神经母细胞瘤，因为肿瘤压迫到椎管神经，她成了一名轮椅使用者。到了上学的年纪，其他小朋友活蹦乱跳地去上学，潘梦则需要爸爸妈妈抱着去。
9岁的时候，潘梦的身体出现并发症，不能长时间坐轮椅。爸妈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潘梦休学在家。本想着身体养好后再回归校园。没想到从那以后，潘梦再也没能去上学。
在家待的时间越久，“吃喝拉撒”都需要父母照顾，潘梦就越恐惧外面的世界。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无障碍建设的小镇，哪怕是在家附近，靠轮椅都很难自如行走。如果没有人贴身照顾，潘孟寸步难行。
就这样，潘梦在家里度过了童年、青春期和成年。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枯燥极了，没有隐私，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没有朋友。
因为外界的环境并不友好，他们往往被“保护”在家里。/图虫创意
潘梦这样的经历，对残障人士来说十分普遍。家长虽然疼爱自己的孩子，却总害怕残障的孩子出去不安全，家里人不可能随时贴身照顾，于是只能把孩子养在家里。
还有一部分人，归宿是特殊学校。也许大多数人觉得，特殊学校专门针对残疾人因材施教，不是挺好的吗？
蔡聪认为，正是这种区隔教育，把残障人士推向更黝黑的洞穴。
蔡聪在10岁那年，变成了视力仅有0.02的视障人士，被确诊为青光眼。
在校期间失明，蔡聪“侥幸”地得以继续待在普通学校学习，三天在普通学校，剩下两天去特殊学校。
之所以去特殊学校，是因为父亲觉得应该把蔡聪送去学学盲文。那套盲文编码表对蔡聪来说很简单，很快就学会了。可蔡聪还是会坚持每周去两天，因为同学们跟他说，“希望我多来跟他们一起玩”，他们从小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寄宿，学校也不让他们出去。
特殊教育，让残障人士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图虫创意
学校怕学生出去以后出事要担责任，家长也是一样——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放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没事了，恨不得连暑假都学校帮忙托管，“跟逃避瘟疫一样”。
蔡聪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可以留在普通学校，没有与社会隔离，留在了正常发展的轨迹上。
蔡聪是“融合教育（融合教育让残疾学生有机会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生活，是拒绝、隔离、收容阶段之后现代的残疾人教育形式）”的典型案例。能有机会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残障人，相对更有机会建立信心，同时健全人也会更了解残障人的需要。
不过到了考大学的时候，蔡聪还是没逃过被“隔离”的命运——中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有体检要求，残障人属于体检不合格。
蔡聪的父亲打听到了号称“盲人清华北大”的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年，蔡聪顺利考上了这所大学。那是蔡聪第一次在物理上被隔离进一个特殊的环境，他了解到原来绝大多数视障人士在中国都是生活在隔离式的特殊学校里。
更让蔡聪感到失望的是，这座“盲人的清华北大”基本上就是个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有两个选择：推拿和钢琴调音。残障人，就是这样主动或被动地聚集在特殊学校或者特殊行业里。
一半的残障人士都进入了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网
回想自己当初上大学被体检要求拒之门外，蔡聪觉得，学校拒绝接收残障人士是出于现实层面硬件设施以及教学经验的考虑。但他觉得“环境硬件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前提”。正因为有这么多残障人士，所以学校应该在无障碍设施上做好准备。
蔡聪觉得，就像他10岁患上青光眼的时候医生的那句“这孩子完蛋了”一样，社会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往往就是把他们当成“完蛋”的人看待，并施以怜悯，而不是真正接纳他们。
去年，网友“盲探-小龙蛋”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出行时遇到的不便，电梯既没有语音播报也没有盲文标识，导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去到了哪一层。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质疑，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说“社会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都是正常人，（公共设施）有就用，没有，也不是该为你准备的”，试图让残障人士摆正自己的位置。
可是，残障人士“摆正”自己的“位置”就等同于被“隔离”起来吗？难怪那些无障碍设施都只是摆设。
无障碍出行
一座城市的温度
年，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的蔡聪，没有选择做按摩师，而是回家当了一个待业青年。不久后，他在网上看到“一加一残障人士公益”在招聘视障节目的广播节目制作人。通过考试，蔡聪来到了北京。
年，我国政府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国成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两年后，来到北京工作的蔡聪接触到了这份公约。让他最惊喜的是，这份公约的核心目标，就是把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从“社会扶助的对象”，转变为“享受各项权利的主体”。
香港康复联会出版的《残疾人权利公约》
蔡聪的人生，曾经被两次宣布过“完蛋了”，第一次是10岁被诊断为青光眼，第二次是高考时候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普通大学拒之门外。曾经，他都差点认命，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
这一次，蔡聪突然意识到，残障者所面临的障碍不是自身的缺陷，而是外部有障碍的环境。年，蔡聪离开广播节目部门，开始创办杂志《有人》。
如今的蔡聪经常为残障人士的权益奔走。/
BB虾蔡聪
这些年来，他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残疾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种状态，伤残本身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可能会面临的一种状态。它同时也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至于这个特点它将来怎么样去发挥，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消除这样的障碍。不再把问题归结到个人本身”。
年，因为脊髓炎导致下半身残疾的90后女孩大程子在网上看到了蔡聪的新闻。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蔡聪的经历，让她突然想象一种以前从来不敢想的生活图景：残疾人也可以独立生活，可以工作、恋爱、旅游......只要不断消除环境中的种种障碍。
此前，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大程子对未来的人生感到极度迷惘。
如今，大程子经常在微博分享自己的出行经历。/
大程子在微博
最大的焦虑，是她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在大学之前，她觉得整个个大环境似乎都在告诉她“我不能走路是我个人的问题，我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大程子成功进入了一家Bat公司。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摆脱保姆的陪伴，开始独立生活。她所在的公司，原本只有一个无障碍洗手间，位置很远。有一次公司总监看见大程子上厕所要绕很远，就跟行政反映情况。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行政就近改造了一个无障碍洗手间。
大程子逐渐明白，原来公司是可以也有必要为员工做这种改造的。很遗憾，这只是一个极少的个案。
虽然大程子总是很聪明地和各种有障碍的路斗智斗勇，自己带连接板、出远门随身携带小凳子，但还是会被过高的台阶、不可使用的厕所，以及轮椅无法通过的路障阻挡而着急、生气。
大程子身体力行告诉大家坐轮椅也可以去遍全世界。/
大程子
在很多国家，无障碍出行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年，瑞典就曾通过《从病人到市民：残疾政策全国行动计划》。残疾人不仅是“病症角色”也是“普通市民”。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瑞典非常重视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并把无障碍出行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
前年，大程子去台湾和日本旅游，很惊奇地发现，出行时的愤怒和焦虑消失了。酒店可以提供专门的无障碍房间，随处都有干净整洁的无障碍卫生间，无论是寺庙、天桥、沙滩，都会有无障碍坡道和直梯。她一路畅行无阻。
日本公交车都配有无障碍伸缩坡道。
那次，她亲身体验到了一个包容、平等、无障碍的社会环境是多么重要——“原来不能走路并不是我的错，整个社会应当为我提供必要支持”。
城市无障碍的设计，受益者并非仅仅是残障人士。蔡聪说：“在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里，平均每人有8年的生命是在‘残障’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处于这些人生阶段的时候，同样需要无障碍设施。”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残障人士并不“特殊”。/年蔡聪在《奇葩说》
一个城市的无障碍设施设计，不仅仅和残障人士有关，它关乎生命能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关乎每个人是否能有尊严地生活。
一座伟大城市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恰恰是它看不见的温度。
